由年收入与房价的对比，看我们自身体验与经济发展的落差
我们都亲眼见证过在一段并不太长的岁月里，父辈们明明还习惯于包分配的住房，一点点长成了要掏空六个钱包才够个首付的“吞金兽”。
我据此统计了若干省份近十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省会城市房价的比值，通俗地来说就是“一年收入能买得起省会城市的多少平”。比值随着岁月前行而下滑的轨迹，诉说着国人越来越买不起房子，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图1 2015年以来城市所在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该城商品住宅均价
如果考虑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会“被平均”，而房价是涵盖核心区与远郊所得出的均价，那么实际情况会比该表所呈现的更为严峻。
如上图所示，短短6年时间，人民群众对一些核心城市的住宅购买力就缩水了两三成，而且由于核心区房价增速更快，实际缩水幅度也会相应更大。正如某个网络段子所言，攒下一年的钱哪怕不吃不喝都未必能买得上核心城市的一个卫生间，这种局面对于大家的收入、消费、婚嫁、生育造成的影响，也都被我们所看到了。
图2 历年出生人口趋势图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3 2013-2023年结婚登记数（单位：对）
数据来源：民政部。
图4 2014年以来历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变动情况
而且旧有的以“土地财政”为圆心的发展模式，强调的是重资产、高杠杆、高周转，通过举债方式形成大额资产的快速生成与销售，在这种“快成快销”中，推高的又何止居民负债？地方政府为了加速平整土地、完善基建；地产开发商、建工公司和链条上的其他配套为了加速运营，都有极强的动力去推高自身负债，甚至批量出现了“用A项目融资去开发B项目”的错配。
以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飞涨，又将开发成本和融资规模同步拉抬，继续推高债务率。各个环节把“效率就是生命”拉到了极致，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经济体各部门负债拉满的“盛况”。
可以再回看消费那部分的图表，就在房地产开发与社会融资高歌猛进的时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却一路滑坡，这并非巧合。我们的内需在这时候已经出现了问题，旧模式的挤占效应可见一斑。
图5 2022年国内社会融资占GDP的比值，及其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对比（注释8）
图表来源：世界银行，Real Estate Vulnerabilitie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China，2022-6。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的各部门债务与GDP比率，那么中国的居民杠杆和非金融类企业杠杆都已先于基本面达到了高收入国家水平，如果含上政府融资平台，政府负债也同样如此。因此笔者对近年社融增速出现的调整乃至下滑反而没多少焦虑。
高周转的核心在于资产能够快速完成销售。也正如前文所述，我们这套模式能够运转下去的关键是要有源源不断的消费者能够心甘情愿地掏钱购房，乃至全家背负巨额贷款亦在所不惜。可这个模式终归会有尽头，图4.1和图4.2已经在提示着道路的终点，疫情的冲击更是重重踩了一脚，这一轮密集的供地却换不来相应的销售。不是调控导致了旧模式的终结，而是旧模式自身的运行逻辑已经难以为继，调控反而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个进程。
但作为旧模式发展的中军，整个行业已是树大根深，从政府财政、到建筑施工、到规划设计、建材大宗、家装家电……还有做配套融资的金融，不少金融机构贷款中一半以上与地产和城投相关，甚至能超过八成。这其中又涉及到了大量的就业，甚至是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就业。由此对就业和消费市场的冲击也就可想而知了。
表现相对亮眼的外贸也出现了若干结构性、周期性问题，诸如基础制造行业准入门槛较低，面临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国际同行竞争；发达国家掀起的“贸易战”、“科技战”加码，限制市场拓展与产业升级，并波及国内习惯于来料加工的代工商；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市场需求也可能持续下降等。这些问题也都会对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造成影响。
而与此同时，经济新动能还未完全成型，内部同样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譬如前文曾经提到过光伏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0%；“新三样”中一些基础制造加工行业稍有起色便是蜂拥而上、重复投资；部分重要产业的国产化率或者国产渗透率依然不足、核心技术依然有被卡脖子的风险；相关行业的关联度还没有实现当年房地产所达到的水平，互联互通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新动能有待释放，增长点规模效应不足的情况下，更多地从存量经济去找增量，自然会导致“内卷”。不仅传统行业在煎熬中被戏称为“煎饼卷大葱，不知向哪冲”，甚至连新兴产业中相对基础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也陷入到竞争白热化，也会放大社会焦虑。
此外，正如前文所介绍的，当产业升级向技术密集型过渡的时候，相关产业对就业会有挤出效应。而第三产业本该是这类被挤出的就业人口的最佳承接方。而对旧模式的调控与整顿，恰恰又波及到不少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与占比自2019年以来趋缓乃至回调，蓄水池自己都在流出，对就业的影响可想而知。
图6 2014年以来第三产业就业规模与就业人口占比变动趋势（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CRIC，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当前的大背景是旧动能出清还在持续、新动能承接有所不足，TokenPocket官网传导到就业形势这个分战场，就出现了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叠加之势。
即使是就业人群，不少也感受到了本单位在薪资福利乃至工作条件上的压缩，甚至不乏外资品牌退出后，国内经营者接盘后待遇一落千丈的报道。考公人数屡创新高也就成了就业市场痛感的折射。
由此，也就不难看出近年来部分民生领域与经济增长数据体感不符，乃至出现痛感的深层机理，这是经济、产业、消费、就业连同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矛盾叠加形成的结构性问题。而全球经济的下行、内外市场在增长点乏力下的内卷、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壁垒以及疫情冲击，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痛感。
对此，我认为首先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看到这是特定发展阶段所形成的问题。建国以来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曾经出现过客观数据与主观体验存在落差的情况。
如今国内的综合实力比以往强大得多，我们的技术赶超正在全面反攻的前夜，我们的产业已经有了与国际同行一较高下乃至引领之后去争夺主导权的趋势，我们的市场吸引了远比三十年前庞大得多得多的资源，且与竞争对手们存在此消彼长的趋势，这是我们发展最为可靠的基础条件。
另一方面，则是需要对这种因落差产生的痛感，抱以应有的重视，并摸索针对性的解决之道。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更侧重于对以GDP为核心的一系列存量与增速数据进行考核，对于经济发展质量、内需培育和获得感等指标的研究和设计存在不足。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依然还在持续，如何更好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填补体验与数据之间的落差，增强发展的韧性与覆盖面，无疑才是考评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利用好发展与分配的相互促进关系。我一贯认为，要弥合当前体感与现实的偏差，分配肯定是要面对的问题，但不是光喊分配，甚至去呼喊“经济快车慢点啊，等一等你的人民”就能解决的，这并非是一个缺失性比较的问题。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如果只做存量再分配，而不关注增量，社会在存量分配中反而更可能激化矛盾。我们当前完全有条件在发展中完善自己的分配基础，确保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功。
诸如技术升级下的产业链条完善，带来更大的效益；统一大市场的推动完善，减少不必要环节，压制垄断，提高效率；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通过产业链和配套基建投资，辅以地缘政治布局，实现双循环的良性运转……上述都能在做大增量的动态过程里去解决分配问题。目前全世界有条件做到如此布局的，首推就是中国。
近年在思考上述问题时，我还对这种主观体验，以及体验后所形成的行为模式与经济活力有了新的认识。
就以我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长三角地区为例，我甚至认为这里已成为了群众“剥夺感”最强烈的区位之一。原因正在于结构性矛盾：虽然产业发达，但是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地方债务率都位列全国前茅；某些城市的房价可能已经透支未来十余年的空间；外贸产业大量依靠海外订单来料加工；非房民营企业的结构分布中，细分龙头多、领军企业少；长期以来同乡们的求稳心理远超求大、求新、求变。因而在这轮转型期，痛感格外强烈，哪怕是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等富贵风流之地”的苏南地区，一到晚间沿街商铺也出现了萧索气象，在夜幕下格外扎眼。网络上的吐槽中，也大量来自这些看似更为发达的区域。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我在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差旅和观察中，不断亲身体验着更具活力的“烟火气”。这些地方普遍有以下几点共性：
产业结构上，或是原料产地、或是核心企业的产业链配套； 居民月收入与主城区房价能在1:3乃至1:2以内； 人口结构较为年轻化。
在这情况下，反而热闹程度远胜于长三角，哪怕是一些政府债务率偏高、甚至出现融资逾期的“网红地区”，依然不会影响到夜市的喧嚣与繁华，甚至不断“翻台子”的商业繁华区，就与烂尾楼相隔一个红绿灯。
这些场景让我在思考，发达与欠发达的定义，是否已经开始出现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这些场景也在生动地提示着我们：只要能在获得感上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内需就能够被不断释放。而经济成果不只是积累，更该是共享，只有建立在获得感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